你的克星是你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血统，没有这个克星你能做出那么多事情来吗？”主席严肃的说，“明天政治局常委开会，你也列席吧，我们讨论你提出的问题。”

    政治局常委会在讨论我提出的问题时争论激烈，一些常委主要考虑的是这样做不符合党的原则，此例一开对今后的制度执行不好办，这样做也会招来下面其他省份的议论和骚动，同时这也牵涉到国家管理体制的混乱，建议从长计议。主席和总理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都有个习惯，不轻易表态，不轻易发言，他们知道自己的发言会左右会议的方向，只有等大家都畅所欲言了，他们才会亮出自己的底牌。这次也一样，当反对的意见占上风的时候，主席对我说，“司徒同志，你今天虽然列席会议，但是你也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想法，让大家也了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总理也说“司徒同志是个不按常理思维的同志，但是政治觉悟是没有问题的，处理问题的能力是高超的，我感觉在你提这个要求的后面还有文章，不妨说出来大家探讨一下。”

    “既然是这样，那么我说一下本不是我应该考虑的话题，”我清了下喉咙。“我国的现行体制基本上是在文革后期定型的，到了1界11中全会后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以后，各省的权利相对扩大了，在改革初期为了以点带面，中央默许了沿海省市的进一步扩权，使这些省市发展迅速，成为我国经济的龙头，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包产到户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宏观上看的全国大经济和东亚联盟的大经济上看，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搞各自为政和内部无效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在历史上有着‘国家无计划性和企业内部高计划性’的阶段，最后导致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他们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引进社会主义机制，开始了国家管理，国家干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根基‘私有制’，他们是不会动的，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在长期竞走的耐力上远不是社会主义的对手的根本原因。而我们社会主义吃亏在经济发展时间短，国家基础差底子薄，管理经验不足，但是在中央集权这个关键环节上，我们有着他们无法比拟的优势。有一利必有一弊，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管理人选择的要求和标准要远远高于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含义也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这个管理人的选择往往是这个制度的成败关键，前苏联的教训我们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由于个别管理者的失败导致国家的消亡，我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过经验和教训的，文革的失误就是人为的错误造成的。作为中央集权的管理者不能偷懒，不能轻易放权，明面上是说的放权给地方，使地方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调动更多的人的积极性，骨子里是打算少管点事情，少点麻烦，而地方上也会照此办理，权利逐级下放，这才使很多人栽在权钱交换的泥潭里，反过来，下面也养成了对上敷衍搪塞的陋习，有些省里对中央欺瞒匿报其实是那些省里的干部自己也弄不清下面的事情，不得不为之。中央各部位对下面行使的是审批、监督、指导的权利，至于下面到底是怎么再弄，就是知道了也无约束力，最多是联合几个部门下去打击一两个典型，其他的照旧，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非法的事情在我国是禁而不绝的道理。

    现在我国各省区的权利不是太小，而是太大，关键是已经没有了节制的有效办法，只要各省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各项指标，那么就万事大吉。至于到底是怎么完成的，有多少水分，是否有利于今后的发展，中央也只能看他们妙笔生花的报告和听他们的天花乱坠的汇报了。要想把这些权利收上来现在已经不可能了，那么多基层政府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管理模式，已经过惯了他们现在的生活，一旦拿掉不出问题是很难的。”

    听到我说到这里，几个常委都叹了一口气，这里的人大多都是在经历过这样的过程走到中央来的，对于我说的他们都有切身的体会。

    “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要求中央的管理水平很高，要求我们建立的制度更加完善，也要求我们要更加辛苦。”我继续说下去。

    “在这一步还没有达到之前，我们可以再分级管理，就是像刚建国的时候那样，设立一些大区和特区，成立类似于西域委员会那样短小精悍的机构，节制各省区，其实目的就是对省级班子削权，这种削权主要是在区域管理上和对他们是否廉正进行制约，其他的管理环节可以照旧，使他们的附近就有那么一个站岗的在看着他们，这个机构也可以在比较大的区域内统一协调资源和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样的大区机构相应的建立在军区的基础上比较合适，这又是一个结合点，经过几次大裁军，我们的军队彻底的与地方分开，不再干预地方事物，这是我们从战争体制走向和平体制的标志，但是，我们的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军队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军队，在我们的军队宗旨里还有一条支援地方建设哪，问题是怎么在和平时期利用军队对国家的经济保驾护航，并不是简单的去抗